序章：他没有行政职务，毛主席却批准他为行政三级

1955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对所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实行行政级别工资制。工资级别的评定严格按照国家机关干部在任的职务进行。

其中行政一级是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行政二级是国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协副主席；行政三级是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等高级别干部以及一些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

除了朱老总作为国家副主席被定为行政一级以外，后来十大元帅中的其他九位都是行政三级。

而除了资历深厚的张云逸被定为行政三级以外，后来十位开国大将中有八位都是行政四级，许光达大将则为行政五级。

评定行政级别工作基本上进行得非常顺利，因为当时在职的干部已经有了明确的职务界定，基本上都可以“对号入座”。

毛主席、周总理都是行政一级，却没有积蓄

在讨论到当时因为体弱多病，已经不再担任行政职务，只挂了一个中央委员的名誉职务的郑位三时，毛主席说：位三同志劳苦功高，应当定为行政三级。

这就意味着，没有行政职务的郑位三，和彭老总、陈老总、刘帅等老帅一样，在中央人民政府中处于非常高的级别，还在粟裕、黄克诚、陈赓、徐海东等威名赫赫的老将之上。

行政三级等同于国务院副总理待遇，月薪为404.5元。

404.5元月薪，在当时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毛主席的月薪是610元，而周总理的月薪是590元，后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都降到了三级404.5元。

当时最高级的八级工一个月工资水平是112.5元，两块钱就可以在西餐厅海吃一顿，北京房租一个月只要三块五角钱，一户普通人家，每个月只要有五六十元就可以过得衣食无忧了。

郑位三、蒲云夫妇与五个子女

但郑位三每月领到工资之后却全部捐了出去，导致全家七口人只能靠郑夫人蒲云的工资生活。

蒲云虽然是1934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但长期在后方从事医务工作，随郑位三来到北京之前，正式的职务只是湖北省委的秘书，收入并不高。

所以，郑家每次吃饭桌上基本都是蔬菜，见不到什么荤腥。组织上给郑位三配了厨师，但这位大厨的手艺根本没有用武之地，他感慨地说：我们家那位领导真是太苦了，根本不像个大领导，比普通百姓吃得还差！

那么，郑位三到底把自己的工资捐去了哪里呢？这就要从他参加革命开始说起。

一、郑位三振臂一呼，拉起数万工农武装

郑位三1902年10月21日出生在当时还叫黄安的湖北省红安县马鞍山的一户普通农家，原名叫郑植槐。

郑位三的家乡，中国第一将军县——湖北省红安县

黄安地处大别山麓，这里的人民祖祖辈辈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日子，平时被官府地主盘剥，辛苦一年家里也剩不下几粒米，若是到了荒年还得携家带口逃荒。

因为看到贫穷落后，少年时，郑植槐抱定了工业救国的志向努力求学，1918年，16岁的郑植槐考入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因在考试中名列第三，故改名“位三”。

来到武汉读书之后，郑位三认识了我党早期著名的革命家、活动家萧楚女。萧楚女原名萧树烈，当时是《大汉报》的编辑，因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笔锋犀利，用的是“楚女”的笔名，所以又被称为“萧楚女”。

在萧楚女的影响下，郑位三开始接触马列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郑位三积极投身于武汉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斗争，并参加了由恽代英、陈潭秋等创办的利群书社（马列主义小组）。

当时，大革命的浪潮在全国风起云涌，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郑位三回到黄安宣传马列主义，发动农民开展反帝反封活动。

郑位三的革命领路人萧楚女

为了建立农民组织，郑位三主办了农民夜校，结识了大批思想进步，干劲十足的青年贫农，为黄安的农民运动准备了大批革命骨干力量。1925年，郑位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随着国民政府组织北伐，革命风暴席卷湖北，北洋军阀的军队纷纷溃败，广州国民政府搬到武汉。

就在郑位三为胜利即将到来喜悦时，蒋介石一手策划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很快，在武汉的汪精卫政府背叛革命，与蒋介石合流，大肆镇压湖北的农民运动。

一时间无数农会积极分子被反动派捕杀，郑位三与董必武等著名共产党人也遭到反动政府通缉。在局势最为严峻的时候，中共黄安县委常委只剩下郑位三一人。

但他丝毫没有被敌人的嚣张气焰压倒，而是通过他在黄安农会中建立的关系网络积极筹划武装反抗敌人的压迫。

准备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

1927年9月，在郑位三、陈定侯等人的组织下，黄安县境内陆续爆发了农民暴动，镇压了一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和地主，把他们的家产没收用来购置武器。

虽然9月的暴动陆续遭到敌人的残酷镇压，但革命的火种已经埋藏在鄂东大地。

到这一年的11月中旬，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黄麻起义”，11月14日，从七里坪、紫云、桃花、高桥、二程等地集结起来的数万农民一举攻克黄安县城。

在这次暴动中，有一位木匠出身，年仅十八岁的青年英雄带领高桥区的数千贫农奋勇攻城，活捉了国民党黄安县长贺守忠。

后来他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也成了郑位三重要的革命战友兼好搭档，他的名字叫做李先念。

红军时期的李先念，被毛主席誉为“英雄出少年”

黄麻起义爆发时郑位三正在武汉，听闻家乡爆发大规模起义的消息他心急如焚，正准备启程回乡时却不巧生了重病，等他回到黄安时黄麻起义已经被国民党的反扑暂时镇压下去了。

这时国民党第12军一部已重新占领了黄安县城，但黄安起义保留下来的农民武装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已经在光山县柴山保一带建立了一个小型的革命根据地。

1928年6月，郑位三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柴山保根据地，这里的革命武装只有一百多人，但正好位于国民党反动派与其他军阀势力的空隙地带，纵横约30多里的区域内没有国民党正规军，只有一些地主武装。

为了尽快壮大党的力量和红军的声势，郑位三与当时柴山保根据地的领导人曹学楷等一道，大力在贫农中发展入党积极分子和党员。

柴山保的劳苦大众平时遭受地主武装和红枪会、黄枪会以及各种会道门的盘剥和欺压，早就如同一座火山急于喷发，在党组织的发动下顿时熊熊燃烧起来。

柴山保林深山险，易守难攻

一时间，各种为非作歹，欺男霸女的地方封建武装要么被红军收编，要么迫于压力解散，极少数铁了心和红军作对到底的土豪劣绅被镇压，以柴山保为中心，方圆近百里的根据地逐步地建立起来了。

到了1928年7月，柴山保的第7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1师，全师下设4个大队，随后，31师以2个大队南下黄安，逐步控制了黄安县北的紫云、乘马等地区，红军声势大震。

柴山保根据地就是后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火种，而31师则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红四方面军的骨干（1930年4月改编为红一军第一师）。

作为开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骨干，郑位三在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历任要职，先后担任内务部长、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代理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委员长。

二、三次身处绝境最后成功反杀

鄂豫皖苏区的迅猛发展，向西威胁武汉，向东遥指南京，使得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十分惊恐，从1930年秋天开始，蒋介石即调兵遣将，对鄂豫皖苏区展开“围剿”。

鄂豫皖根据地南控武汉，东迫合肥，成了蒋介石的心腹大患

1932年10月，由于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未能获胜，红四方面军主力不得不向川陕交界转移，郑位三被留下来在鄂东北坚持武装斗争。

这不是郑位三一生中第一次被置于极为危险的境地，也不是最后一次，以剩下的5000老弱病残抵抗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进攻根本是毫无胜算，但他对组织的决定二话没说，坚决服从。

也许是老天有眼，每一次郑位三走到绝境时总能化险为夷，绝处逢生。

毫无悬念地，红军主力撤走之后国民党军队很快占领了鄂豫皖苏区的主要城镇和乡村，并对支持革命的当地群众丧心病狂地实施杀戮，大肆制造“无人区”。

当时汤恩伯率89师参加“围剿”，每到一村即架起机枪连带老弱妇孺全部屠杀，地上的鲜血凝结足有几厘米厚。后来干脆连机枪都省了，见到活人即赶成一群，直接用刺刀刺死，鸡犬不留。

在鄂豫皖坚持斗争的老战友，左起：王宏坤（开国上将）、郑位三、徐海东（开国大将）、倪志亮（开国中将）

在郑位三率部坚持游击战争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6万多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群众死的死，走的走，“整个地区只剩下不到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

在残酷的“围剿”与反“围剿”战争中，郑位三的父亲、妻子先后牺牲，女儿郑奇英七岁就没了妈妈，只好让叔叔郑植惠背着打游击。

最困难的日子里，郑位三和战士们在深山老林里，大地为铺盖，苍天当被褥，没有吃的，就挖野菜，啃树皮。他们发誓，敌人欠老区人民的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

很快，郑位三组织在战斗中幸存下来的红军战士三五人一组，穿着便衣，带着短枪和匕首混进乡公所、镇公所，趁国民党的基层人员、民团和警察不备突然开火，速战速决。

这样的特种兵式红军武装被称为“便衣队”，由于“便衣队”规模很小，行动飞快，等到国民党军队闻讯赶来时早已躲进深山消失不见，敌人又恨又怕，只能干瞪眼。